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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故居

时间:2012-05-02

重庆宋庆龄旧居位于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是重庆市重要的抗战文物遗址,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级旅游区(点),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曾两次来到重庆,在重庆生活、工作四年多。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在她两姊妹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是当时传媒议论的中心。 但是,宋庆龄决定赴重庆,不是因为三姊妹的私人关系,而是为了联合抗战,是用行动实现其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宋庆龄在《渝行观感》的谈话中阐明了她的这一观点。

宋庆龄一到重庆,在姊妹的陪同下,在短短的几十天里 看望收容在重庆儿童保育院的难童。又一同前往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看望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到“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她不停地外出视察,接见妇女代表,撰写文章和信件,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充满了对祖国命运、妇女和儿童的关切。5月9日,宋庆龄随姊妹飞回香港。此次三姊妹之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看成是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宋庆龄在廖承志等中共人员的帮助下,从香港来到重庆。

宋庆龄这次到重庆,主要是想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她在重庆原无住房,只好暂住其大姐宋霭龄家,宋霭龄的丈夫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在孔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孔家仆人的监视,处境险恶。她根本无法开展“保盟”工作。她托人寻找新的住房,在弟弟宋子文的帮助下,住进了两路口新村3号(现两路口新村5号)。宋庆龄非常高兴地告诉邓颖超说,她争得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朋友可随时来作客。

“保卫中国同盟”是1938年宋庆龄邀请在港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筹组。同年6月在香港九龙嘉林边道宋庆龄的寓所,由宋庆龄宣布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保盟”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夫人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主管宣传。“保盟”吸收了国内外、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统战组织。成立会后,宋庆龄、宋子文、克拉克夫人、法朗士、爱泼斯担联合署名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确定了“保盟”的组织性质及主要任务。宣言指出:“保盟的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主要活动是广泛动员和争取海外华侨与世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为主要目标。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
宋庆龄一搬到新村3号,就不停地写信发往国外,邀请原“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速来重庆,重建“保盟”。周恩来将廖梦醒调来重庆,协助宋庆龄做“保盟”工作。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宋庆龄仍然担任主席,委员有爱泼斯担、王安娜、廖梦醒、约翰·福斯特、简·斯坦尼福思·贝克、苏士·陈等人。名誉成员有:克莱尔·布什、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理查德·沃尔士等人。“保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宋庆龄的寓所——重庆两路口新村三号。经常到”保盟”办公室办公的只有宋庆龄、王安娜和廖梦醒三人。
重庆是战时首都,在国统区开展“保盟”工作是非常困难,常常遇到国民党方方面面的重重阻力。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寓所周围,常常有特务监视。机关刊物《保盟新闻通讯》受国民党限制,得不到许可,加之战时国内物价飞涨,“保盟”工作更加困难。宋庆龄在《从香港到重庆》一文中,阐述了“保盟”在成立五年来的工作和到重庆开展“保盟”工作的困难。但宋庆龄毫不退缩,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不断写信与国外联系,报告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援助。积极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物资和其他救援物资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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