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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正明、王碧云——带700华工回家的台湾人
时间：2015-02-11
重庆市渝台经贸文化交流中心 http://www.cqytjw.com 来源：台胞之家网
台胞之家网专稿：《带700名华工回家的台湾人》 作者：阎崑
2002年第8期《台声》杂志上，曾经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老台胞王碧云医师逝世》，那时，我在台声杂志负责，编发此文时，对里面的一段内容记忆深刻：“……抗日战争一胜利，王碧云医师放弃了良好的科研工作条件，克服了种种困难，满腔热情地和丈夫携带全家回到祖国大陆。她在回国前夕，挺身而出，为数百名被日本军国主义抓去做苦役的华工奔走交涉，帮助他们平安回国，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中国的辛德勒”，多么吸引人眼球的称号，让人过目难忘。我当时就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去年，台联系统启动了老台胞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我成了主导者，这样，经过一番策划和安排，我终于有机会借采访王碧云女儿魏丽惠之便，把这段历史钩沉出来。这段历史尘封了一个甲子之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理应让更多的人知道。
2003年5月27日，人民医院隔离总指挥魏丽惠教授，终于走出医院大门，
接受《台声》记者的采访。徐波/摄影
魏丽惠， 1967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现首都医科大学)，曾在甘肃临夏市回族自治州医院任妇产科医生。1975 年调入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第二临床学院）妇产科，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1986年起任妇产科副主任、主任。1997年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全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妇产科学会委员。多年来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是国内著名的妇产科专家。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关于魏丽惠本人，有专文报道，是另外的故事，这里，还是先听一听她是怎样讲述她父母那段经历的——
我父母那一代是20世纪台湾人的一个缩影。他们生存经历了中国最不稳定最为动荡的年代。
奉行悬壶济世的医生世家
我的父亲魏正明，我的母亲王碧云。我的家族是一个以医生为主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系和母系祖辈都是奉行悬壶济世的医生，相比之下，母系比父系更长一点。母系是从我外祖父的祖父那一代开始的，当时是跟着外国传教士学医。到我外祖父的时候，家里就一直做医生，包括我外祖父和他的弟弟均毕业于台大医学院。我外祖父他们算是台湾最早的西医。我的外祖母则是一名助产士，我母亲说，她的妈妈从小就告诉她，中国的妇女太苦了，生那么多孩子，在家庭中受歧视，生活在最底层，没有地位，如果有可能就为她们做点事。
我祖籍台湾彰化县员林镇永靖乡，家里应当是那一带比较富裕的农民。我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的祖父排行第三。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最小。我的两个伯父也是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在饭桌上听到的就是治病的事，父母亲的情绪也直接受病人病情好坏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讨论一些抢救疑难病人的事。我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这些，所以从小就认定我应该当个医生。
负笈东洋学医结为伉俪
日据时期，我父母他们很多人不甘心留在台湾做亡国奴，又坚定地想走出去，他们就都选择了到日本去学医，好像当时除了偷渡大陆，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路。我母亲13岁就只身来到日本求学，先是在日本共爱女子高等学校留学，1934—1939年在日本帝国女子医科大学（现东邦大学）学医。她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还曾经被选为台湾留学生的会长。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给她写信，让她马上回台湾，但是她不愿意放弃苦学多年的医科和即将到手的学位文凭，仍然坚持留了下来。为此，她都没能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我外祖母因为拔牙得了败血症，临终前，还写信给我母亲，嘱咐她“一定要在学业有成后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我母亲很早就说自己将来一定要回大陆。台湾有个叫谢娥的女医生，后来因组织反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曾轰动一时。谢娥一直被关在台北监狱里，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谢娥在日本读书时和我母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谢娥鼓动我妈妈一定要做对中国、对台湾有用的事。谢娥晚年从美国来北京的时候，还跟我母亲见过面。谢娥对我母亲的影响很大，她认为革命者要奉行献身主义，所以不赞同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可是我父亲也同样向往大陆，愿意跟我母亲一起回来，他们都觉得大陆的天地更宽广，中国更需要他们，一致决定将来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大陆来发展。尽管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回来。
奉行悬壶济世的医生世家
我的父亲魏正明，我的母亲王碧云。我的家族是一个以医生为主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系和母系祖辈都是奉行悬壶济世的医生，相比之下，母系比父系更长一点。母系是从我外祖父的祖父那一代开始的，当时是跟着外国传教士学医。到我外祖父的时候，家里就一直做医生，包括我外祖父和他的弟弟均毕业于台大医学院。我外祖父他们算是台湾最早的西医。我的外祖母则是一名助产士，我母亲说，她的妈妈从小就告诉她，中国的妇女太苦了，生那么多孩子，在家庭中受歧视，生活在最底层，没有地位，如果有可能就为她们做点事。
我祖籍台湾彰化县员林镇永靖乡，家里应当是那一带比较富裕的农民。我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的祖父排行第三。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最小。我的两个伯父也是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在饭桌上听到的就是治病的事，父母亲的情绪也直接受病人病情好坏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讨论一些抢救疑难病人的事。我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这些，所以从小就认定我应该当个医生。
负笈东洋学医结为伉俪
日据时期，我父母他们很多人不甘心留在台湾做亡国奴，又坚定地想走出去，他们就都选择了到日本去学医，好像当时除了偷渡大陆，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路。我母亲13岁就只身来到日本求学，先是在日本共爱女子高等学校留学，1934—1939年在日本帝国女子医科大学（现东邦大学）学医。她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还曾经被选为台湾留学生的会长。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给她写信，让她马上回台湾，但是她不愿意放弃苦学多年的医科和即将到手的学位文凭，仍然坚持留了下来。为此，她都没能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我外祖母因为拔牙得了败血症，临终前，还写信给我母亲，嘱咐她“一定要在学业有成后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我母亲很早就说自己将来一定要回大陆。台湾有个叫谢娥的女医生，后来因组织反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曾轰动一时。谢娥一直被关在台北监狱里，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谢娥在日本读书时和我母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谢娥鼓动我妈妈一定要做对中国、对台湾有用的事。谢娥晚年从美国来北京的时候，还跟我母亲见过面。谢娥对我母亲的影响很大，她认为革命者要奉行献身主义，所以不赞同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可是我父亲也同样向往大陆，愿意跟我母亲一起回来，他们都觉得大陆的天地更宽广，中国更需要他们，一致决定将来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大陆来发展。尽管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回来。
我父亲在日本的九州大学，我母亲在东京的东邦大学，当时都是医学生，他们是1941年在台湾结的婚，之后就离开了台湾，父亲再也没能回去台湾。婚后，我母亲随同我父亲到了九州大学攻读研究生。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又被疏散到了九州农村。为了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博士学业，也为了维持家计，他们在田川市开了一家妇产科外科医院和煤矿医院。来医院看病的人很多，家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随后又有了我姐姐和我。
屋檐下走过一队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上午，广播里播出了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时在日本的台湾人和华侨都特别高兴，因为再也不用当亡国奴了。我母亲说，当时她“周围的人全哭了。随后公布的《波茨坦公告》，让我们仿佛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希望的含义，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可以回祖国了。”当天下午，我父母就迫不及待地在医院门外贴了一张公告，声明我们要回家了，医院要停业了。虽然还没想好怎么回，怎么带走或处置那些笨重的医疗器械。当天晚上，在父母医院做护士的一位朝鲜朋友到我家，带来了一瓶酒，我妈妈煮了一只鸡。二战时期，日本的物质极度匮乏，常常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应当算是一顿大餐了。几个人就这样聚在一起欢庆战争的胜利。因为惧怕日本的特高科，所以只能关起们来偷偷地笑，偷偷地哭。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向中国人谢罪，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战败国；而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像我父母他们一样关起门来庆祝抗战胜利。
那天，我父母开始忙着收拾行李。屋外正下着小雨，有一队人从我家屋檐下走过，无意间听到他们在讲中国话，我父母觉得特别亲切。走出门一问才知道他们是被日军从大陆抓来的华工，在附近的三井煤矿做苦力。其中有一个人叫左伟臣，曾经是八路军的大队长，现在是这些华工的头头。他向我父母介绍说，在三井煤矿大约有700名华工，他们都是日军在中国围剿时被抓来的。来日本的年头长短不一，有的两三年，有的仅一年。在日本的这段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完成繁重的挖煤任务，还经常忍饥挨饿。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非常想念祖国，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由于语言不通，难以成行。他还说，以前矿主管得非常严，是不允许他们出来的。如今抗战胜利了，才允许出来。他代表这些华工求我父母：咱们都是中国人，抗战胜利了，我们是战胜国的国民，我们一定要回大陆，你们要帮帮我们！
为700华工争取回国的权利
中国劳工的遭遇唤起了我父母的同情心，虽然是素昧平生，但出于同胞的血脉情深，他们毅然承担下了帮助这些在异乡历经磨难的华工回国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父母曾经到中国华工居住的寮（集中营）去看过，700多人分住在3个寮中，每个寮由两排木制房子组成，房子的木板很薄，里面的大通铺上铺着薄薄的席子。华工说，冬天时寮四面透风，他们常常蜷缩在一起互相温暖来抵挡凛冽的寒风。这些华工看到我父母就像见到了救星，介绍情况时常常是泪流满面，他们拉着我父母的手说：一定不要丢下我们，即使是死我们也要死到祖国的土地上，决不留在日本。
我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大弟弟，已经是5个多月的身孕。我父母就作为中国人的代表马上去找三井煤矿的矿主，就华工回国的事情进行协商，矿主的答复是三井煤矿已由美军接管，华工的去留他们已无权决定。这虽然像是推脱，但也的确是实情，当时美军已经占领了日本，整个日本都是一副战败国的姿态。
看来跟日本矿主谈不出什么结果，我父母又跑去找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长，向他耐心解释这些华工的来历和遭受的苦难，博取同情，希望能早日允许他们回国，而且表示愿意出面把他们带回去。那时，我父母虽然国语不太好，但英语非常流利，能够毫无障碍地跟美国人交谈。交谈中得知这位陆战队的队长喜欢吃中国菜，我妈妈就与华工里会做菜的师傅商量，给他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希望事情能够进展得顺利些。交涉在一步步进行中。后来他们又说有许多生病的劳工需要留下。左伟臣跟我父母说，如果留下来，肯定就没命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回去。我父母就以医生的名义担保，说不用你们负责，我们愿意做随船的医生跟这里所有的劳工，包括病残一起回国，以保证他们的健康；其余条件也是一点点谈妥的。在等待回国消息的一个月中，天气渐渐转凉，我父母作为700华工的代表又经过多次谈判，要求为每位华工提供两套外衣和内衣以及一双皮鞋，并为每位华工争取到了两万日元的赔偿金。这是从日本矿主那里为华工争取到的最后权益。
就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征得了美军的同情和准许，办妥了一切手续，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个月后，1945年11月，我们全家和三井煤矿所有的700多名华工，在福冈的一个小港口终于登上了一艘英国的战俘交换船，驶往祖国，那一刻无法克制的热泪在每个人的脸上尽情流淌。
在天津塘沽与华工们别过
当时我父母把能带的医疗器械都带了回来，好像装了十几个大木箱。当时我在日本学医的两个堂哥，也想跟着我父母一起回来。我父母说，你们还是医学院的学生，先等一等，我们回去看看再说。一路上，这些华工对我们一家人非常好，船上好的地方让我们住，有好吃的也让我们先吃。一直到了天津塘沽港口，下了船。当时国内很乱，华工回来也没人管，更没有国民党接管。第一个晚上我们在码头上宿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就分散了，华工们各自回各家。当年分开后，由于通讯的不便，我父母和大部分劳工失去了联系。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我父母也很少向外界透露过自己帮助过劳工回国的事。这些劳工有些人后来跟我父母还有联系，我记得到了六十年代初，文革前还常来看我父母，他们总说我父母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把他们带回来了。
回国后父母亲的从医经历
后来，我父母到了北京，开了一家正明医院和正明助产学校，是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地址就在现在的首都剧场旁边。我们住在三楼，下面就是医院。我们在北京没有亲友，从小就没有亲戚的概念，好多老台胞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逢年过节就过来一起聚聚，老的、年轻的都有，这些台胞就跟亲人一样，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屋檐下走过一队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上午，广播里播出了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时在日本的台湾人和华侨都特别高兴，因为再也不用当亡国奴了。我母亲说，当时她“周围的人全哭了。随后公布的《波茨坦公告》，让我们仿佛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希望的含义，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可以回祖国了。”当天下午，我父母就迫不及待地在医院门外贴了一张公告，声明我们要回家了，医院要停业了。虽然还没想好怎么回，怎么带走或处置那些笨重的医疗器械。当天晚上，在父母医院做护士的一位朝鲜朋友到我家，带来了一瓶酒，我妈妈煮了一只鸡。二战时期，日本的物质极度匮乏，常常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应当算是一顿大餐了。几个人就这样聚在一起欢庆战争的胜利。因为惧怕日本的特高科，所以只能关起们来偷偷地笑，偷偷地哭。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向中国人谢罪，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战败国；而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像我父母他们一样关起门来庆祝抗战胜利。
那天，我父母开始忙着收拾行李。屋外正下着小雨，有一队人从我家屋檐下走过，无意间听到他们在讲中国话，我父母觉得特别亲切。走出门一问才知道他们是被日军从大陆抓来的华工，在附近的三井煤矿做苦力。其中有一个人叫左伟臣，曾经是八路军的大队长，现在是这些华工的头头。他向我父母介绍说，在三井煤矿大约有700名华工，他们都是日军在中国围剿时被抓来的。来日本的年头长短不一，有的两三年，有的仅一年。在日本的这段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在工头的皮鞭下完成繁重的挖煤任务，还经常忍饥挨饿。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非常想念祖国，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由于语言不通，难以成行。他还说，以前矿主管得非常严，是不允许他们出来的。如今抗战胜利了，才允许出来。他代表这些华工求我父母：咱们都是中国人，抗战胜利了，我们是战胜国的国民，我们一定要回大陆，你们要帮帮我们！
为700华工争取回国的权利
中国劳工的遭遇唤起了我父母的同情心，虽然是素昧平生，但出于同胞的血脉情深，他们毅然承担下了帮助这些在异乡历经磨难的华工回国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父母曾经到中国华工居住的寮（集中营）去看过，700多人分住在3个寮中，每个寮由两排木制房子组成，房子的木板很薄，里面的大通铺上铺着薄薄的席子。华工说，冬天时寮四面透风，他们常常蜷缩在一起互相温暖来抵挡凛冽的寒风。这些华工看到我父母就像见到了救星，介绍情况时常常是泪流满面，他们拉着我父母的手说：一定不要丢下我们，即使是死我们也要死到祖国的土地上，决不留在日本。
我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大弟弟，已经是5个多月的身孕。我父母就作为中国人的代表马上去找三井煤矿的矿主，就华工回国的事情进行协商，矿主的答复是三井煤矿已由美军接管，华工的去留他们已无权决定。这虽然像是推脱，但也的确是实情，当时美军已经占领了日本，整个日本都是一副战败国的姿态。
看来跟日本矿主谈不出什么结果，我父母又跑去找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长，向他耐心解释这些华工的来历和遭受的苦难，博取同情，希望能早日允许他们回国，而且表示愿意出面把他们带回去。那时，我父母虽然国语不太好，但英语非常流利，能够毫无障碍地跟美国人交谈。交谈中得知这位陆战队的队长喜欢吃中国菜，我妈妈就与华工里会做菜的师傅商量，给他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希望事情能够进展得顺利些。交涉在一步步进行中。后来他们又说有许多生病的劳工需要留下。左伟臣跟我父母说，如果留下来，肯定就没命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回去。我父母就以医生的名义担保，说不用你们负责，我们愿意做随船的医生跟这里所有的劳工，包括病残一起回国，以保证他们的健康；其余条件也是一点点谈妥的。在等待回国消息的一个月中，天气渐渐转凉，我父母作为700华工的代表又经过多次谈判，要求为每位华工提供两套外衣和内衣以及一双皮鞋，并为每位华工争取到了两万日元的赔偿金。这是从日本矿主那里为华工争取到的最后权益。
就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征得了美军的同情和准许，办妥了一切手续，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个月后，1945年11月，我们全家和三井煤矿所有的700多名华工，在福冈的一个小港口终于登上了一艘英国的战俘交换船，驶往祖国，那一刻无法克制的热泪在每个人的脸上尽情流淌。
在天津塘沽与华工们别过
当时我父母把能带的医疗器械都带了回来，好像装了十几个大木箱。当时我在日本学医的两个堂哥，也想跟着我父母一起回来。我父母说，你们还是医学院的学生，先等一等，我们回去看看再说。一路上，这些华工对我们一家人非常好，船上好的地方让我们住，有好吃的也让我们先吃。一直到了天津塘沽港口，下了船。当时国内很乱，华工回来也没人管，更没有国民党接管。第一个晚上我们在码头上宿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就分散了，华工们各自回各家。当年分开后，由于通讯的不便，我父母和大部分劳工失去了联系。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我父母也很少向外界透露过自己帮助过劳工回国的事。这些劳工有些人后来跟我父母还有联系，我记得到了六十年代初，文革前还常来看我父母，他们总说我父母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把他们带回来了。
回国后父母亲的从医经历
后来，我父母到了北京，开了一家正明医院和正明助产学校，是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地址就在现在的首都剧场旁边。我们住在三楼，下面就是医院。我们在北京没有亲友，从小就没有亲戚的概念，好多老台胞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逢年过节就过来一起聚聚，老的、年轻的都有，这些台胞就跟亲人一样，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医疗队，一走就是五六个月。那时候我父母亲爱国热情还是挺高的，没要国家一分钱。因为我父亲他们只有看病才能挣钱，我母亲就一个人把医院撑下来，积极支持我父亲去了医疗队。当时我才六七岁，还是个不甚懂事的孩子，只知道爸爸去朝鲜前线了，前线有人受了伤要做手术。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当时是医疗队里唯一的日本华侨，后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冯传汉老院长还和我提过和我父亲一起在医疗队工作的事。
1953年的时候，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决定关掉私立医院，到公家医院去工作，他们还将从医院的全部医疗设备捐献给了公立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就把我父亲安排到第五医院当院长。现在的北京中医医院的地址就是原来的第五医院，后来第五医院搬到朝阳，就是现在的朝阳医院。改并的时候征求我父母的意见。我父母认为中国的医疗走中西医结合是中国自己的路，他们愿意为中国中西医的发展努力，所以他们留在了中医医院。我父亲后来任该院中西医研究所的所长，我母亲是该院妇科副主任，他们是中国最早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医生之一。这所医院直到现在也是以中西医结合见长。
令人莫名其妙的特嫌罪名
文革中，我父母都受了冲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帮助700华工回国的这段历史竟然成了特嫌的罪状，造反派说他们是双料的特务，所谓的依据是：一，是台湾人，曾在日本学习；二，从日本回来把劳工出卖给国民党。我父母当然想不通，明明是做了一件善事，为什么却成了罪状。造反派也找不到证据，但也不放人，就这么关着，在医院隔离，不让回家。多亏我们老家在台湾，没有办法遣返原籍，否则把我们也早被轰回农村去了。
关了大约有半年多，实在找不到证据，上边有规定，凡是证据不足的就先放出来，这样，才结束了对父母的隔离审查。那应该是1970年了。
我父亲性格很开朗，为人也宽厚。但是文革那段经历使我父母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父亲是1982年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的，去世那天还在办公室搞研究。父亲过世后，在征求把我父亲安葬在何处时，我母亲说：“我们在大陆40余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祖国了，就把父亲安葬在北京”。我们把父母的墓地放在了北京万安公墓，父亲头顶青山（香山），脚踏玉泉，面向台湾，表达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对家乡台湾深深的眷恋。
1982年拨乱反正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作为家属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盖棺定论，特嫌这顶帽子一定要摘，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爱国才回来的。希望档案里能还他清白。第二，批准我母亲出国探亲。因为当时是限制高级知识分子出国。后来有关部门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让我母亲出国探亲了。
母亲去世前一年的呢喃
母亲到美国探亲，也回台湾老家祭了祖。母亲有日本医师执照，后来一直在日本做医生，在国外又生活了17年。到81岁，她身体不好，我就说你还是回来跟我过吧，她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养老。晚年她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国家条件逐渐变好了，她觉得大陆变化很大，逢年过节和在北京的台胞老朋友相聚，她也很高兴。2002年6月，她在北京去世了，那年她86岁。
令人莫名其妙的特嫌罪名
文革中，我父母都受了冲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帮助700华工回国的这段历史竟然成了特嫌的罪状，造反派说他们是双料的特务，所谓的依据是：一，是台湾人，曾在日本学习；二，从日本回来把劳工出卖给国民党。我父母当然想不通，明明是做了一件善事，为什么却成了罪状。造反派也找不到证据，但也不放人，就这么关着，在医院隔离，不让回家。多亏我们老家在台湾，没有办法遣返原籍，否则把我们也早被轰回农村去了。
关了大约有半年多，实在找不到证据，上边有规定，凡是证据不足的就先放出来，这样，才结束了对父母的隔离审查。那应该是1970年了。
我父亲性格很开朗，为人也宽厚。但是文革那段经历使我父母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父亲是1982年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的，去世那天还在办公室搞研究。父亲过世后，在征求把我父亲安葬在何处时，我母亲说：“我们在大陆40余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祖国了，就把父亲安葬在北京”。我们把父母的墓地放在了北京万安公墓，父亲头顶青山（香山），脚踏玉泉，面向台湾，表达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对家乡台湾深深的眷恋。
1982年拨乱反正还没有完全做到，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作为家属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盖棺定论，特嫌这顶帽子一定要摘，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爱国才回来的。希望档案里能还他清白。第二，批准我母亲出国探亲。因为当时是限制高级知识分子出国。后来有关部门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让我母亲出国探亲了。
母亲去世前一年的呢喃
母亲到美国探亲，也回台湾老家祭了祖。母亲有日本医师执照，后来一直在日本做医生，在国外又生活了17年。到81岁，她身体不好，我就说你还是回来跟我过吧，她就回来了，到我这儿养老。晚年她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国家条件逐渐变好了，她觉得大陆变化很大，逢年过节和在北京的台胞老朋友相聚，她也很高兴。2002年6月，她在北京去世了，那年她86岁。
我父亲自1941年离开台湾后，再没有回去过家乡，这是他终生的遗憾。父亲去世前一天，还看着他几个哥哥的照片，伤感地说，几个伯父都过世了，兄弟中只留他在世，看来要到天国相聚了。没想到第二日他就突发脑卒中，离开了我们。我母亲总跟我们说，我父亲是他家最小的儿子，随她回到大陆，她总觉得对不起他。像我父母他们这一辈台湾人的经历，代表了二十世纪台湾人的奋斗史，也反映了两岸骨肉分离的伤心史。
记得我母亲去世前一年，曾有媒体记者采访她，让她讲述这段经历，我母亲当时还很激动，她很想知道，当年在他们帮助下从日本回到祖国的700多名华工现在还好吗。她跟记者说：“如果他们还活着，应该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他们都是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人。我希望能找到他们中还健在的，和他们一起将那段难忘的历史记录下来。”
笔者并非题外的话
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世人记住了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商人，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义举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何凤山，二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馆总领事，他救助数千名犹太人的事迹经媒体披露，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位大善人。“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这是一位犹太幸存者对生命签证的发放者何凤山的由衷评价。现在全世界很多犹太人都在讲述何凤山的故事。
明尼·魏特琳，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当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救出的中国妇女和儿童达万名，去年年底的国祭日，国内的主流媒体还反复地提到这个名字。
但是，一对台湾夫妇，在异国东瀛挺身而出，为700华工争取权益，并举家带着他们回到祖国的事迹，又有几人知晓？
固然古训有云，“善欲人知，不是大善。”但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同样也是我们中国人奉为圭臬的古训啊！如果说文革十年，老夫妇顶着“特嫌”的帽子，被关牛棚，受迫害，在人妖颠倒的年代，没有人敢站出来讲一句真话尚能理解。但时至今日，出于对日斗争民族大义的需要，难道还不该有人站出来还原那段历史吗？700华工，历尽沧桑，如果还有活着的，恐怕也是九十开外的人了，但他们的子孙，不应不知他们父祖的那段经历，如果还知道自己所自从来，同样有义务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不是吗？我们期待着。（阎崑）
记得我母亲去世前一年，曾有媒体记者采访她，让她讲述这段经历，我母亲当时还很激动，她很想知道，当年在他们帮助下从日本回到祖国的700多名华工现在还好吗。她跟记者说：“如果他们还活着，应该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他们都是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人。我希望能找到他们中还健在的，和他们一起将那段难忘的历史记录下来。”
笔者并非题外的话
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世人记住了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商人，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义举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何凤山，二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馆总领事，他救助数千名犹太人的事迹经媒体披露，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位大善人。“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这是一位犹太幸存者对生命签证的发放者何凤山的由衷评价。现在全世界很多犹太人都在讲述何凤山的故事。
明尼·魏特琳，一位美国的传教士，当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开杀戒的时候，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救出的中国妇女和儿童达万名，去年年底的国祭日，国内的主流媒体还反复地提到这个名字。
但是，一对台湾夫妇，在异国东瀛挺身而出，为700华工争取权益，并举家带着他们回到祖国的事迹，又有几人知晓？
固然古训有云，“善欲人知，不是大善。”但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同样也是我们中国人奉为圭臬的古训啊！如果说文革十年，老夫妇顶着“特嫌”的帽子，被关牛棚，受迫害，在人妖颠倒的年代，没有人敢站出来讲一句真话尚能理解。但时至今日，出于对日斗争民族大义的需要，难道还不该有人站出来还原那段历史吗？700华工，历尽沧桑，如果还有活着的，恐怕也是九十开外的人了，但他们的子孙，不应不知他们父祖的那段经历，如果还知道自己所自从来，同样有义务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不是吗？我们期待着。（阎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