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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家族史 牧马人救赎说——许地山之子周苓仲采访录
时间：2014-04-29
重庆市渝台经贸文化交流中心 http://www.cqytjw.com 来源：台胞之家网
台胞之家网专稿：《落花生家族史 牧马人救赎说——许地山之子周苓仲采访录》
读今年第4期《台声》吕凤显的追思文章，得知许燕吉大姐走了。这位“落花生的女儿”，在81岁生日那天落下了自己的人生大幕。作者概括许大姐是“悲喜人生”，图片上许大姐正拿着话筒讲话，“笑容始终慈祥而率真”。而我心中却充满苦涩，我欠许大姐一个采访，一份心债，虽然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11年前，作为《台声》记者的我去西安，主要是参加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顺便想采访几位陕西的台胞。吴庆洲会长向我推荐了周苓仲，说他是许地山的儿子，一生遭遇堪比“牧马人”。在吴会长的安排下，我顺利采访到他。那年，周老72岁，精神极好，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竟不知疲倦。
从周老口中，我了解到他妹妹许燕吉的一些情况，周老曾建议我采访他，出于曾经共有的遭遇，我自己也暗自作了这样的盘算。
但是，造化弄人，我不但没能到南京采访许大姐，就是当时采访周老的录音，初步整理后竟然也来不及发表，就调动了工作，那档子事就搁下了。
2011年，我带着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参访团拜谒黄帝陵，途经西安时，陕西省台联宴请台湾客人，周苓仲先生因与该团团长林光辉（雾峰林家的后代）有姻亲而作陪。我与周老有幸又见了一面。8年过去，年届八旬的周老顾着与故旧叙家常，并未提及那次的采访，而我心中却有着一份歉疚，毕竟那年的采访没有见刊见报。
日前读罢吕凤显的文章，我翻箱倒柜找出11年前的采访录，细细看了一遍，觉得仍有可读性。作为台南望族，许氏家族从许南英到许地山、周俟松，再到许棥新、周苓仲、许燕吉，历时百余年，折射的是中国近现代的一部曲折历史，也是浸泡着中华民族血泪的心酸史。从饱经风霜的周苓仲口中道来，别有一番滋味。于是，我略加整理，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唯一提请读者留意的是，文中部分涉及时间的内容，请务必加上“11”解读。愿以此文偿还欠许燕吉大姐的一份心债，也可略补对周苓仲先生的歉疚。——作者谨志
关于我的祖父：许南英
我祖父是清朝的进士，曾在朝里兵部任七品官。我祖父不会做官，人家做官赚钱，我祖父做官赔钱，由于负担不起生活费，所以申请回籍，带衔回台湾（带职下放）。我祖父做过台湾第一任乐局（台南）主持，那里历届的主持都挂像，我祖父的像现在还挂在那里。我祖父还曾受唐景崧之托，协修台湾史志。台南文昌阁里有台湾出身的进士名单，好像共五个，第四个就是我祖父，第五个是汪春元。
从周老口中，我了解到他妹妹许燕吉的一些情况，周老曾建议我采访他，出于曾经共有的遭遇，我自己也暗自作了这样的盘算。
但是，造化弄人，我不但没能到南京采访许大姐，就是当时采访周老的录音，初步整理后竟然也来不及发表，就调动了工作，那档子事就搁下了。
2011年，我带着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参访团拜谒黄帝陵，途经西安时，陕西省台联宴请台湾客人，周苓仲先生因与该团团长林光辉（雾峰林家的后代）有姻亲而作陪。我与周老有幸又见了一面。8年过去，年届八旬的周老顾着与故旧叙家常，并未提及那次的采访，而我心中却有着一份歉疚，毕竟那年的采访没有见刊见报。
日前读罢吕凤显的文章，我翻箱倒柜找出11年前的采访录，细细看了一遍，觉得仍有可读性。作为台南望族，许氏家族从许南英到许地山、周俟松，再到许棥新、周苓仲、许燕吉，历时百余年，折射的是中国近现代的一部曲折历史，也是浸泡着中华民族血泪的心酸史。从饱经风霜的周苓仲口中道来，别有一番滋味。于是，我略加整理，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唯一提请读者留意的是，文中部分涉及时间的内容，请务必加上“11”解读。愿以此文偿还欠许燕吉大姐的一份心债，也可略补对周苓仲先生的歉疚。——作者谨志
关于我的祖父：许南英
我祖父是清朝的进士，曾在朝里兵部任七品官。我祖父不会做官，人家做官赚钱，我祖父做官赔钱，由于负担不起生活费，所以申请回籍，带衔回台湾（带职下放）。我祖父做过台湾第一任乐局（台南）主持，那里历届的主持都挂像，我祖父的像现在还挂在那里。我祖父还曾受唐景崧之托，协修台湾史志。台南文昌阁里有台湾出身的进士名单，好像共五个，第四个就是我祖父，第五个是汪春元。
甲午战争开始，我祖父因为有兵部的头衔，所以被任命主持团练。后来台湾民主国成立，他仍带兵。1895年日本登陆台湾。唐景崧跑了，台湾守不住，大势已去，我祖父被日本人悬赏缉拿，不得已散尽家财，举家回到大陆。
我们祖籍是广东揭阳。先祖是明朝嘉庆年间去的台湾，在台湾应算老户了。刚回来，接受同宗接济。好在清政府当时有内渡令，台湾的官员一律撤回大陆，清政府还认这个资格。因此，我祖父到官府报到，当了一个县令。清政府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为官，而且要离边界线300里地。我们是从台湾回来落籍福建的，至于我们家，反正回不了台湾，落在哪里不都是一样，说话能说通的最好。辛亥革命后全家来到尤溪，也就是现在的漳州，他又当了民国的县知事。也因此落籍漳州。
我祖父后来很穷，为了挣点钱，去印尼给一个张姓侨领写传记。去了以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船，回不来，结果心情很不好，得病死了，据说是痢疾。死后就葬在苏门答腊。
关于我的父亲：许地山
《落花生》是我父亲写的散文，文中那些孩子是我父亲那一辈，是我父亲讲他父亲那一辈的事，而且是虚构的。
我父亲是1894年出生的。他18岁离家，到漳州念师范，因为师范不要学费。毕业后有一段到缅甸中华学校教书，后来又回漳州教书，再以后靠基督教会的钱到燕京大学，念了一个文学院，一个宗教学院。直到毕业、留校。在宗教学院学的是宗教比较学。我父亲并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有想法。毕业后留在燕京给周作人当助教。冰心当时也是燕京的学生，我父亲比冰心年级高一些。后来因为与周作人意见相左，就分开了。他靠基督教的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修文学。出国前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是12个发起人之一。我父亲不喜欢美国，说美国小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喊“中国佬，中国佬！”他感觉受到侮辱。到了英国，他做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编写过《达衷集》。书中收集的是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和私人与中国来往搞贸易的一些资料。这些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都能看得到。
后来从国外回到北京，在北大、燕京都教过书，任教授。他曾经给斯诺的前夫人讲过课，斯诺前夫人写的信里就曾提到过。1935年我父亲与司徒雷登吵翻了，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校长，炒了我父亲的鱿鱼。后来司徒雷登成了美国驻华大使，我妈妈还见过他，他承认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这是后话。
这时，香港大学要聘请一位中国文史学系的教授，培养能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按照英国的教育制度，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教授就是主持人，剩下的就是资格再高也只能是讲师。当时胡适正在香港讲学，本来想请他，胡适没有答应。后来考虑我父亲既会广东话，又是英国牛津毕业，他们很看重，认为比较合适，就聘了。这边被炒，那边刚好就有一个位置，我父亲也希望能在香港传播中国文化，就带着全家过去了。
关于我们的两个母亲
我父亲的原配林月森，是台湾雾峰林家林朝栋的女儿，林祖密的妹妹，是正夫人所生。林家慕我祖父的声名，很早就将林月森许配给我父亲。后来，林祖密把妹妹从台湾接到大陆后送到漳州，欲与我父亲完婚。
我们祖籍是广东揭阳。先祖是明朝嘉庆年间去的台湾，在台湾应算老户了。刚回来，接受同宗接济。好在清政府当时有内渡令，台湾的官员一律撤回大陆，清政府还认这个资格。因此，我祖父到官府报到，当了一个县令。清政府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为官，而且要离边界线300里地。我们是从台湾回来落籍福建的，至于我们家，反正回不了台湾，落在哪里不都是一样，说话能说通的最好。辛亥革命后全家来到尤溪，也就是现在的漳州，他又当了民国的县知事。也因此落籍漳州。
我祖父后来很穷，为了挣点钱，去印尼给一个张姓侨领写传记。去了以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船，回不来，结果心情很不好，得病死了，据说是痢疾。死后就葬在苏门答腊。
关于我的父亲：许地山
《落花生》是我父亲写的散文，文中那些孩子是我父亲那一辈，是我父亲讲他父亲那一辈的事，而且是虚构的。
我父亲是1894年出生的。他18岁离家，到漳州念师范，因为师范不要学费。毕业后有一段到缅甸中华学校教书，后来又回漳州教书，再以后靠基督教会的钱到燕京大学，念了一个文学院，一个宗教学院。直到毕业、留校。在宗教学院学的是宗教比较学。我父亲并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有想法。毕业后留在燕京给周作人当助教。冰心当时也是燕京的学生，我父亲比冰心年级高一些。后来因为与周作人意见相左，就分开了。他靠基督教的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修文学。出国前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是12个发起人之一。我父亲不喜欢美国，说美国小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喊“中国佬，中国佬！”他感觉受到侮辱。到了英国，他做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编写过《达衷集》。书中收集的是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和私人与中国来往搞贸易的一些资料。这些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都能看得到。
后来从国外回到北京，在北大、燕京都教过书，任教授。他曾经给斯诺的前夫人讲过课，斯诺前夫人写的信里就曾提到过。1935年我父亲与司徒雷登吵翻了，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校长，炒了我父亲的鱿鱼。后来司徒雷登成了美国驻华大使，我妈妈还见过他，他承认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这是后话。
这时，香港大学要聘请一位中国文史学系的教授，培养能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按照英国的教育制度，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教授就是主持人，剩下的就是资格再高也只能是讲师。当时胡适正在香港讲学，本来想请他，胡适没有答应。后来考虑我父亲既会广东话，又是英国牛津毕业，他们很看重，认为比较合适，就聘了。这边被炒，那边刚好就有一个位置，我父亲也希望能在香港传播中国文化，就带着全家过去了。
关于我们的两个母亲
我父亲的原配林月森，是台湾雾峰林家林朝栋的女儿，林祖密的妹妹，是正夫人所生。林家慕我祖父的声名，很早就将林月森许配给我父亲。后来，林祖密把妹妹从台湾接到大陆后送到漳州，欲与我父亲完婚。
当时，家中刚收到我祖父在印尼病故的消息，我祖母压住，不能发丧。因为按照旧俗，家中有丧事就不能结婚，你把人家姑娘怎么办？我祖母主持，让他们先结婚。然后才发丧。后来我的这位林家妈妈，在上海小产死了，她生了我姐姐许棥新，现在在武汉。
我的母亲周俟松，是湖南湘潭人，与彭德怀是同乡。我的外祖父属新派，与陈叔通他们是一式的人物。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7个。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我外祖父立个规矩，女儿有了外孙，第一个要姓周。我父亲和我母亲是自由恋爱，他想得开，说姓什么都是我儿子。我大伯父反对，但没用，他人在漳州。我父亲是在北京结的婚。那是1929年的5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请的客。1930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随了母姓。我母亲生我的那个病房，冰心也在那个病房生了她的老大，大我不到两个月。后来陈植先生的儿子也在那里出生。我父母与他们都认识。
1933年，我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趁这时回过一次台湾，也是唯一的一次。
关于早年的我和姐姐妹妹
去香港那年，我4岁，妹妹许燕吉2岁，姐姐没有跟着去。把姐姐托付给三伯父。三伯父是学画画的，当时还没有结婚。父亲出国时就曾把姐姐托给他，等我父亲回来时她竟然认不得父亲。
三伯父后来结婚了。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姐姐也来了。我和妹妹上的学校，也就是陈方安生那所学校。上到小学六年级，多上了一年。后来读英皇中学，英皇书院，现在也是名牌学校。直到1941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去世时才47岁多一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父亲刚去世，日本人占了香港。第三天日本特务就到我家里来找他。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死了，出于加强统治的目的，需要一些台湾人，想让我父亲给他们办事。我父亲就是活着，也不会答应的。
我父亲8月份去世，我母亲9月就出去教书，教师范，她是很刚强的女人，不然也带不出我们。父亲去世时我10岁，妹妹8岁。1942年就回到了湖南。有两个姨在长沙。后来又撤退，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南京。最后我母亲落籍南京，他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南京。文革后，1979年，因为身边无子女，把我妹妹调回去了。我母亲是1995年去世的。
关于“牧马人”的我
他们说我是“牧马人”，是因为我同牧马人有着大致的经历。其实，牧马人比我强，他有个有钱的老子在海外，就有故事，就可以附会上浪漫情节。我没有这么个老子，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坎坷，没办法，不可抗拒。
我是在南京考上的大学。1953年离开南京的学校，分到西北大学，到了陕西。当时叫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又到了陕西农林厅，做机关行政5年。后来被下放到内潭种马场，一干就是22年。我下放到马场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当工人，还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定为现行，判了两年管制。
我们那儿是农村，很闭塞，还都不太懂外边的事情，这也帮了我，所以没有牵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在马场本身是工人，但周围都是农民，都很熟。我在马场里有人缘，农民对我很好。他们不看你戴过什么政治帽子，看的是你能不能干，肯不肯干，有没有知识。农民很同情我。当地农民跟我说，老周，我要是你就活不下去了。 (大笑) 但是我没有觉得。想想文革时候随时被揪斗，蒋介石说他自己是当然的领袖，我说我自己是当然的黑帮
我和姐姐妹妹的婚事
我们姐妹好像都和右派“有缘”，三个人无一幸免。
我姐姐没有幸免是因为我姐夫。我姐夫姓窦，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驻武昌的新军，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将军之一。封了将军之后老人家解甲归田。我姐夫把两个妹妹都送到解放区去了，他自己留下来照顾老爷子。后来搬到重庆，与我姐姐结婚。他是学体育的，平时不爱说话。但不爱说话并没妨碍他被打成右派。姐夫是右派，我姐姐就成了右派夫人，所以没有逃脱坎坷的命运。
反右时，我妹妹被打成右派，又扣了个反革命的帽子，把她抓起来，判了5年。刑满释放留在了监狱，后来又下放农村，是河北最穷的农村最穷的队，在新河县。一个刑满释放的孤身女子，日子怎么过？没办法，我就在这边给她找了个丈夫。当时的政治风云激荡，只有找贫下中农才是避风港，不再有什么政治风波，比较稳定。全是为了能活下去。妹夫姓魏，文盲，但头脑很清醒。妹妹嫁到陕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虽然困苦，但政治上总算安稳下来。现在他们全家都迁到南京去了。她在电视上出现过多少次了。杨澜工作室采访过她。那次从南京一直拍到杨凌，还到西安来采访我。以后河北电视台又用了一部分，那个节目是司马南主持的。我妹妹、我姐姐（在武汉）都出场了。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抽空到南京采访她。
我既然是黑帮，就难以成婚，有的是人家不愿意嫁，到后来自己又不愿意连累别人，因此就拖下来了。直到40多岁。
我太太是河北人。是我妹妹介绍的。我妹妹给我介绍，我给她介绍。
她在河北是工人，当时那边也给她压力了，你要是跟周苓仲结婚，永世不得出头。但她不理会，毅然从河北调到陕西，从工业调到了农业，从城里调到了农村。但是她身体不好，唉！
我们这个种马场是半公半农的单位，我们做冷冻精液，冷源是液体氮。液体氮的温度是零下196度。那时我们刚开始搞，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她在工作中长期接触冷气，日久天长，把关节激成类风湿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成了脑血栓，死于衰竭，是前年9月底过世的。
我觉得，反右的影响面在某些方面比文革的影响面还要深刻，文革中打打杀杀的多，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场闹剧，在触及思想方面反而不如反右来得深刻。反右才是真正触及灵魂，而且破坏了许多原有的观念。
总体上说，我22年的马场生活是个避风港，马场地处偏僻，斗争“水平”也低一些。监狱也是避风港，我妹妹在监狱里面反而比在外面安全有保障。毕竟在里面还讲个法律，外面也不能随便冲击。这是幸事，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平反后的我
文革结束后，大的政治形势变了。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当了厅长，先把我调了出来，调到我现在的单位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到这里以后再平反，恢复干部职务，工资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我太太工作调动的事由于我母亲找到了雷洁琼，雷洁琼跟河北统战部打了招呼，也得到了解决。
平反之后整个社会都变了。那些年告密的多，也有效；后来告了也没用，也没有人管，松多了，现在再也不是那种连一句话也不能说错的时候了。
我的好多事都不合规程：1985年当了省台联的理事；1986年当上了省台联的副会长；1988年当选省人大代表；1993年又成了省政协的常委；1998年担任台盟陕西省副主委。
我1991年退休，今年72岁了。我走的是技术级别，是高级畜牧师，这也是退休享受待遇的职务。我女儿没有什么学历，念了职高，原来在南京，我们那口子病了，调回来伺候她妈妈。我如今是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错，这与我搞农有关系，接触大自然，不整天呆在办公室。女儿现在西安城里一家饭店工作。有事了就叫回来了。
关于我的台湾行
我父亲有过一次台湾行，我也有过一次台湾行，说来有意思，我的台湾行是从一封回信引起的。
我工作的单位曾经收到台湾耕欣农业公司的宣传广告，意在售卖农产品。我们单位觉得跟他们做买卖没法做，就没当回事。我看是个台湾同胞就提笔回了信。就这样与耕欣的老板联系上了。他是河北唐山人，很小就去了台湾，与我是同行。这以后就一直有书信来往。去年，他两次到陕西，邀请我去台湾，本来是邀请两个人，但台湾只允许一个人，结果去年底我就去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不用参加什么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应酬。老板开着车拉着我从台北到屏东，沿路他都有熟人关系户。来回用了14天。
关于早年的我和姐姐妹妹
去香港那年，我4岁，妹妹许燕吉2岁，姐姐没有跟着去。把姐姐托付给三伯父。三伯父是学画画的，当时还没有结婚。父亲出国时就曾把姐姐托给他，等我父亲回来时她竟然认不得父亲。
三伯父后来结婚了。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姐姐也来了。我和妹妹上的学校，也就是陈方安生那所学校。上到小学六年级，多上了一年。后来读英皇中学，英皇书院，现在也是名牌学校。直到1941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去世时才47岁多一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父亲刚去世，日本人占了香港。第三天日本特务就到我家里来找他。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死了，出于加强统治的目的，需要一些台湾人，想让我父亲给他们办事。我父亲就是活着，也不会答应的。
我父亲8月份去世，我母亲9月就出去教书，教师范，她是很刚强的女人，不然也带不出我们。父亲去世时我10岁，妹妹8岁。1942年就回到了湖南。有两个姨在长沙。后来又撤退，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南京。最后我母亲落籍南京，他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南京。文革后，1979年，因为身边无子女，把我妹妹调回去了。我母亲是1995年去世的。
关于“牧马人”的我
他们说我是“牧马人”，是因为我同牧马人有着大致的经历。其实，牧马人比我强，他有个有钱的老子在海外，就有故事，就可以附会上浪漫情节。我没有这么个老子，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坎坷，没办法，不可抗拒。
我是在南京考上的大学。1953年离开南京的学校，分到西北大学，到了陕西。当时叫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又到了陕西农林厅，做机关行政5年。后来被下放到内潭种马场，一干就是22年。我下放到马场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当工人，还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定为现行，判了两年管制。
我们那儿是农村，很闭塞，还都不太懂外边的事情，这也帮了我，所以没有牵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在马场本身是工人，但周围都是农民，都很熟。我在马场里有人缘，农民对我很好。他们不看你戴过什么政治帽子，看的是你能不能干，肯不肯干，有没有知识。农民很同情我。当地农民跟我说，老周，我要是你就活不下去了。 (大笑) 但是我没有觉得。想想文革时候随时被揪斗，蒋介石说他自己是当然的领袖，我说我自己是当然的黑帮
我和姐姐妹妹的婚事
我们姐妹好像都和右派“有缘”，三个人无一幸免。
我姐姐没有幸免是因为我姐夫。我姐夫姓窦，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驻武昌的新军，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将军之一。封了将军之后老人家解甲归田。我姐夫把两个妹妹都送到解放区去了，他自己留下来照顾老爷子。后来搬到重庆，与我姐姐结婚。他是学体育的，平时不爱说话。但不爱说话并没妨碍他被打成右派。姐夫是右派，我姐姐就成了右派夫人，所以没有逃脱坎坷的命运。
反右时，我妹妹被打成右派，又扣了个反革命的帽子，把她抓起来，判了5年。刑满释放留在了监狱，后来又下放农村，是河北最穷的农村最穷的队，在新河县。一个刑满释放的孤身女子，日子怎么过？没办法，我就在这边给她找了个丈夫。当时的政治风云激荡，只有找贫下中农才是避风港，不再有什么政治风波，比较稳定。全是为了能活下去。妹夫姓魏，文盲，但头脑很清醒。妹妹嫁到陕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虽然困苦，但政治上总算安稳下来。现在他们全家都迁到南京去了。她在电视上出现过多少次了。杨澜工作室采访过她。那次从南京一直拍到杨凌，还到西安来采访我。以后河北电视台又用了一部分，那个节目是司马南主持的。我妹妹、我姐姐（在武汉）都出场了。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抽空到南京采访她。
我既然是黑帮，就难以成婚，有的是人家不愿意嫁，到后来自己又不愿意连累别人，因此就拖下来了。直到40多岁。
我太太是河北人。是我妹妹介绍的。我妹妹给我介绍，我给她介绍。
她在河北是工人，当时那边也给她压力了，你要是跟周苓仲结婚，永世不得出头。但她不理会，毅然从河北调到陕西，从工业调到了农业，从城里调到了农村。但是她身体不好，唉！
我们这个种马场是半公半农的单位，我们做冷冻精液，冷源是液体氮。液体氮的温度是零下196度。那时我们刚开始搞，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她在工作中长期接触冷气，日久天长，把关节激成类风湿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成了脑血栓，死于衰竭，是前年9月底过世的。
我觉得，反右的影响面在某些方面比文革的影响面还要深刻，文革中打打杀杀的多，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场闹剧，在触及思想方面反而不如反右来得深刻。反右才是真正触及灵魂，而且破坏了许多原有的观念。
总体上说，我22年的马场生活是个避风港，马场地处偏僻，斗争“水平”也低一些。监狱也是避风港，我妹妹在监狱里面反而比在外面安全有保障。毕竟在里面还讲个法律，外面也不能随便冲击。这是幸事，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平反后的我
文革结束后，大的政治形势变了。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当了厅长，先把我调了出来，调到我现在的单位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到这里以后再平反，恢复干部职务，工资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我太太工作调动的事由于我母亲找到了雷洁琼，雷洁琼跟河北统战部打了招呼，也得到了解决。
平反之后整个社会都变了。那些年告密的多，也有效；后来告了也没用，也没有人管，松多了，现在再也不是那种连一句话也不能说错的时候了。
我的好多事都不合规程：1985年当了省台联的理事；1986年当上了省台联的副会长；1988年当选省人大代表；1993年又成了省政协的常委；1998年担任台盟陕西省副主委。
我1991年退休，今年72岁了。我走的是技术级别，是高级畜牧师，这也是退休享受待遇的职务。我女儿没有什么学历，念了职高，原来在南京，我们那口子病了，调回来伺候她妈妈。我如今是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错，这与我搞农有关系，接触大自然，不整天呆在办公室。女儿现在西安城里一家饭店工作。有事了就叫回来了。
关于我的台湾行
我父亲有过一次台湾行，我也有过一次台湾行，说来有意思，我的台湾行是从一封回信引起的。
我工作的单位曾经收到台湾耕欣农业公司的宣传广告，意在售卖农产品。我们单位觉得跟他们做买卖没法做，就没当回事。我看是个台湾同胞就提笔回了信。就这样与耕欣的老板联系上了。他是河北唐山人，很小就去了台湾，与我是同行。这以后就一直有书信来往。去年，他两次到陕西，邀请我去台湾，本来是邀请两个人，但台湾只允许一个人，结果去年底我就去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不用参加什么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应酬。老板开着车拉着我从台北到屏东，沿路他都有熟人关系户。来回用了14天。
我们许家在台南是望族，许家的人无论在台北还是在台南的，都见了。上一辈的都没了，同辈的只有嫂子，晚辈就太多了。要说回家的感觉?唉，难得此行!今生就这一次，五味杂陈。从亲情来说，该去的都去了，该见的也都见了，虽然我祖父、我父亲的坟都不在台湾，但毕竟老家在那里。
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上我关心的还是台湾的农业。据我了解，台湾养猪对半利，花一块挣两块，所以家家发大财。但是一旦来了口蹄疫，马上面临灭顶之灾，一头也不能出口。你一退出市场，别人马上就进去，再去占领就困难了。台湾的养牛业发展受条件制约，乳制品也没办法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竞争。台湾的精致农业搞得很好，任何一样农产品，到了台湾都能长得最大最好。这一方面是台湾人勤劳，另一方面是具有开拓精神。台湾是一个小岛，不开拓就无法生活。现在，已经有不少台湾农民认识到大陆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来大陆发展。如养牛、养鸡、花卉、农业等，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由于对市场熟悉，知道如何运作，有的还发展得很好。我认为，一个与大陆对立的台湾绝无繁荣可言，甚至连吃饭都会发生问题。（本文图片均为沙蓬提供）
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上我关心的还是台湾的农业。据我了解，台湾养猪对半利，花一块挣两块，所以家家发大财。但是一旦来了口蹄疫，马上面临灭顶之灾，一头也不能出口。你一退出市场，别人马上就进去，再去占领就困难了。台湾的养牛业发展受条件制约，乳制品也没办法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竞争。台湾的精致农业搞得很好，任何一样农产品，到了台湾都能长得最大最好。这一方面是台湾人勤劳，另一方面是具有开拓精神。台湾是一个小岛，不开拓就无法生活。现在，已经有不少台湾农民认识到大陆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来大陆发展。如养牛、养鸡、花卉、农业等，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由于对市场熟悉，知道如何运作，有的还发展得很好。我认为，一个与大陆对立的台湾绝无繁荣可言，甚至连吃饭都会发生问题。（本文图片均为沙蓬提供）
